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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当毛主席面辞元帅军衔 却为何曾默许别人称他为周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此后十年，共授予或晋升10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等军衔。人们称之为“开国将帅”，以表尊敬。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由第一代领导人身边七位摄影师联名出版的《风云际会观山河》一书披露， 1955年夏，最初授衔方案中，准备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元帅初拟13人，除后来公布的朱德、彭德怀、林彪等10人外，还有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共13人。由13人变为10人的典故，还得从一身从未被穿过的“大元帅服”说起。
    总后勤部为毛泽东准备了一套大元帅礼服，本来天津军需厂女工们已在授衔典礼前将纯金丝手工绣缝的礼服赶制出来了。没想到，毛泽东并不认可这个方案，摇头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服不舒服啊！”还问在场的刘少奇：“你在部队搞过，你也评元帅？”刘少奇当即表态说：“不要评了。”他又转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两人也连连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就这样，周恩来直到去世并未被授予过任何军衔。人民心中的周恩来总以“好管家”的形象出现，事实上，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他，在1927年就担任了中央军委书记，后又与贺龙等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革命军队。在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都担任过党的军事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用“戎马半生”来评价周恩来一点也不为过。

周公馆位于上海思南路，至今还保留“周恩来将军官邸”字样的铜牌。
    上海思南路73号一座西班牙式别墅大门口，挂有一块镌刻有“周公馆”字样的铜牌。铜牌下有一行英文小字“GEN.CHOW EN—LAI’S RESIDENCE”（周恩来将军官邸）。几多风雨后，这块门牌还在提醒着人们，当年正是在这里，周恩来以“周将军”名义，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美蒋勾结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与民主人士会谈，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人坚持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也是在这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段激荡人心的“谍战风云”。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关闭和谈之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与国民党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不允许以“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名义办公。董必武果断决定：“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
    就在周公馆一楼约40平米的会客室中，周恩来召开过多次记者会。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暗杀后，周恩来先后举行3次招待会，列举大量事实，把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真相公布于世，并真诚介绍了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贯主张。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每次记者招待会，小小的会客厅总被中外记者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讲到慷慨激昂时，就会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

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一书记载，“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都曾是周公馆的座上宾。周恩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据当时工作人员称，就连一向深居简出的“孙夫人（宋庆龄）也曾亲临周公馆。”此外，周恩来十分重视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上海又是重要的“文化阵地”。老上海的许多演艺界人士、作家都曾受邀到周公馆座谈，如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就常在受邀行列中。


周恩来逝世40周年，贴身警卫员出书回忆陪伴病中总理的岁月

高振普与周总理蜡像合影



《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高振普/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年1月版。

2016-01-08 04:28:00 来源: 中国西藏网 周恩来当毛主席面辞元帅军衔 却为何曾默许别人称他为周将军
 http://news.yibada.com/article--79357-1-1.html#ixzz3whV393UM
2016-01-08 17:38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林夏 周恩来逝世40周年，贴身警卫员出书回忆陪伴病中总理的岁月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418289

周恩来逝世40周年，贴身警卫员出书回忆陪伴病中总理的岁月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今日推出了周恩来总理的贴身警卫员、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高振普所写的《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高振普将军也是亲手撒下总理骨灰的人之一。

高振普在总理身边工作了15年，照顾周总理的饮食起居，在总理生病之后更是寸步不离身边。在《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一书中，高振普记录下他在总理身边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

周恩来总理患病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段非常岁月，周总理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新书中的部分片段。

举荐邓小平

1975年8月27日，周总理感到自己想要康复怕是很困难了。国内、国际，党内、党外有那么多事需要去做。小平同志虽已掌管着日常工作，可他仍为副总理，党内排名在王洪文之后。周总理从国家、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举荐邓小平。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便开始写了。邓大姐见总理托着板，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侧，看着他给毛主席写信，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虽然没明确地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职务位置已明确由小平同志顶替。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已上报，始终杳无音讯。

后期，周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同来到病榻前，看望他。周总理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工作。”小平同志因耳聋，可能没听清楚，退至病房门口，问张春桥：“总理说的什么？”张春桥说：“总理叫咱们好好工作。”他没把总理的原话告诉小平同志。我听后很惊奇：他怎么没出门，就变了。当然，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智多星”，他为什么这样讲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难度，周总理明察了这一点，所以致信毛主席，让小平同志以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主持工作，这样能顺理成章地排除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足以看出周总理对党的事业费尽心血。

此信是否到了毛主席手里，我们不知道，只是听一位大夫私下对我们说：一位当时能接近主席的中央领导人放言：“有毛主席健在，他就在医院好好养病吧！”一直到周总理去世，邓小平同志的职务并无变化，足以说明总理的建议未被采纳。

1975年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伊利耶·维尔德茨团长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交谈中，客人问起周总理病情时，周总理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这没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我在病中，国务院的工作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他会按照我们党的内外方针去工作。

周总理力挺邓小平，说明他十分担忧小平同志的政治处境。

周总理去世后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更加说明局势的复杂，总理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后话。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