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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9-07-17 14:39
“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习近平在厦门 (一)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采访组:沈凌 路也 胥晴    2019-07-15 09:50:00 24        

 编者按

 从2016年11月开始,本报已先后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前两部采访实录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先后出版,截至目前销量超过1110万册。

 从今日起,本报连载采访实录《习近平在厦门》。1985年6月至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先后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的重要领导者、开拓者。他领导制定了厦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探索推动了一系列开创性改革举措,积极探索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道路,大力度推进生态环保工作,注重保护和传承历史文脉,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厦门3年,习近平同志一心为民、严于律己,勤于工作、勤于调研,敢于担当、敢于创新,展现出对大势的科学把握和远见卓识。他深有感触地说:“厦门给了我人生许多历练。”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本报连载这组《习近平在厦门》采访实录,主旨在于为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源泉,为更好领会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经典的学习范本。

 采访对象:李秀记,1937年1月生,福建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李秀记家中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福建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福建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洽谈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三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洽谈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洽谈会。这个洽谈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洽谈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到:“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五十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洽谈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洽谈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

 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二十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三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习近平在厦门(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2019-07-17 10:17: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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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


1979年至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王金水家中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上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四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六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礼拜天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而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习近平在厦门 (一)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采访组:沈凌 路也 胥晴    2019-07-15 09:50:00 24
“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习近平在厦门 (一)
http://www.cntheory.com/zydx/2019-07/ccps190715XC9K.html
“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习近平在厦门(二)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2019-07-17 10:17:00 2
http://www.cntheory.com/zydx/2019-7/ccps190717OXMB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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